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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价高这个锅该由谁来背?原来它才是背后的真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科技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7-13
摘要:企业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一厢情愿地赋予它很多道德义务的指望,那么只能换来更多的失望。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关不羽 《我不是“药神”》在这个炎热的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关不羽

《我不是“药神”》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火了,豆瓣上近40万人给出的9.0分高评价着实让人钦佩。随着电影大热,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医疗问题再次引爆。

这次的话题焦点跟着“药神”走,聚焦的是药价问题。印度的“神药”、跨国制药大鳄、政府的作为都成了舆论拷问的焦点。

药价高这个锅到底谁来背?

跨国制药公司是“黑手”?

老实说,如今“药神”能引发这样热度的关注和思考已经功不可没,我们不可能要求一部商业电影就这样复杂的问题给出准确的答案。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指出“药神”把药价昂贵的责任算在药企头上,是明显有偏颇的。

众所周知,该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那么还原一下事实是有必要的。

影片中的“格列宁”在现实中是指罗氏制药的抗癌药“格列卫”。那么,“格列卫”的开发费用是多少?

按照业内公认的新药开发“1010”法则,即开发费用10亿以上的新药开发周期不小于10年。而格列卫的开发时间从分子研究开始算起长达半个世纪,从药品开发计算是12年。具体费用可以参考下列数据:1997年至2011年罗氏的年均研发费用858亿美元,平均每个新药的研发费用达到78亿。

《我不是药神》剧照(图/网络)

药品上市后的专利保护实际上是7-8年,开发费用要在此期间赚回来。这是药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与之相比制造、销售等其他成本微乎其微——印度仿制药与正版货的巨大差价主要就是这个。

更不幸的是,这种被认为是抗癌神药的药品,其实并不那么神。它真正的受众是一种罕见型的白血病,美国每年罹患这种病只有5000人。按照人数分摊成本,其定价高到天际线是可想而知的。

抗癌特效药有吗?有,但当下的技术条件下越是特效就越是具有靶向性,即针对某种癌症有特效,对其他的就不怎么有效,甚至有毒副作用。每一种“神药”都细分到每一个人数有限的病人群体种,药物的终端价格受到于患病人数的因素影响最大。

这就成了一个很悲剧的数字游戏。不幸罹患癌症者,能够随个大流混在多数人群体中,费用就低些。如果得了个稀罕级的癌症,那就物稀为贵了。如果那个制药业巨头能够发明一种广谱抗癌的真正“神药”,那么问题迎刃而解。在此以前,基本无解。

图/图虫创意

因此,讨论药价问题的起点是技术问题,而不是情怀问题、道德问题。当然,跨国药业巨头既不是小白兔,也不是白莲花,它有它的问题,容后再说。

廉价的印度神药能拯救谁?

印度的药价便宜,是印度政府在医药领域采取了特殊而又强硬的政策使然。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为止,印度的药品市场也是跨国制药企业的乐园,这些企业的高价药物占据了印度80%的市场。印度药价高昂,与其贫困人口巨大的现实反差,是当时全球著名的。

直到1970年印度颁布了《专利法》,剧情反转。从此印度企业可以合法地仿制跨国医药企业20年专利期内的药品,实际上取消了跨国药业巨头的专利保护,印度企业走上了仿制药占领市场的发展路线。

从此,印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国,其医药业就是这么迅速发展起来的。

印度药店(图/图虫创意)

1995年,印度加入WTO,又以强硬的姿态获取了优厚的宽限待遇,同时还继续使用规则模糊地带的“特别许可制”,以极低的费用突破专利保护,继续廉价仿制。

以一国的范围看,印度政府在突破昂贵的药品专利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对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好的医疗水平是有借鉴意义的。

印度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专利保护实质上是一种以政权司法行政强制为基础的行政垄断,那么也只有以对等的司法行政强制予以突破。即使加入了WTO,印度政府依然保留了最有力的筹码,那就是其巨大人口基数构成的市场潜力,跨国药企巨头要进入我的市场,那么请给我一个大折扣,套上WTO规则范围内的“特别许可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跨国药企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虽然和巨额开发费挂钩的定价机制被破坏,但是好歹可以进入一个巨大市场。如果本尊不进去,那么这块市场也会被印度同行的高仿品切走。

但是,把突破专利保护的做法置于全球药品市场来看,不公平的问题却是很显著的。印度的低价药等于把本国的消费者的利益建诸其他消费者的间接损失之上。

仍以格列卫为例,美国每年5000发病者,简单按照人口加成则印度计为2万。如果按照公平原则,那么印度的2万病人共同负担研发成本,则这部分成本的人均份额等于原来美国单一市场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印度的消费群体拒绝了这一合理份额的支付。

以此类推,假设专利保护只在美国生效,那么等于美国人要替全世界承担药品研发成本。即使美国人愿意背锅到底,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其他国家都是山寨制药,只有美国才会有创新型的医药业。

这种模式对医药业的长期发展真的有益吗?不公平的市场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市场,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这是单纯仿制模式的弊端。

实际上印度并非停留在单纯仿制。印度加入WTO后,不断修改法律制度,规范鼓励印度制药业从“印度特色”山寨到符合国际规范的仿制,进一步发展到创新路线。通过规范仿制工艺,印度在药品制造工艺上进步神速,转向专利到期的合法仿制药。这类产品返销美国,成为美国仿制药市场的主力。

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对印度制药业同样具有激励作用,通过仿制强化了自身的制造能力后,印度制药业又迅速走入研发创新的路线。

时至今日,印度已经成为美国本土以外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注册新药最多的国家,实现了从搭便车到超车,新兴的制药业大国实至名归。在电影“药神”中只反映了印度神药的搭便车,并非其制药业发展的全景。

FDA神话背后

如果说印度政府在制药业的作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制药业逆袭的典型,那么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就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制药业管理的泰山北斗了。其公信力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标杆。

然而,FDA的光荣背后,却隐藏了一个问题:政府的高度管控,是现代制药业越来越昂贵的重要因素。

FDA是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创造,起因很有趣。总统当时阅读了美国记者对肉禽加工业的暗访,报道生动地描绘了环境恶劣的加工场。加之,当时的医药市场完全开放,药品广告随处可见,成为大众医疗的主要来源,丑闻迭出时见报端。总统震怒,FDA应运而生。

西奥多·罗斯福(图/图虫创意)

为市场管制而生的FDA历经百年发展,当然对管制驾轻就熟。从好的方面讲,它严谨的体制保证了美国食品和药品市场的高度规范。但是,从坏的角度看,它的审批体制催生了高昂的成本,限制了市场竞争,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制造领域。

责任编辑:科技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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