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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信大讲坛

任正非: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科技新闻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11-08
摘要:吉田宪一郎,原索尼CFO、董事,今年4月开始担任索尼总裁兼CEO。早在2012年吉田宪一郎在索尼旗下So-net公司负责固网业务时,就曾力排众议与华为进行了商业往

吉田宪一郎,原索尼CFO、董事,今年4月开始担任索尼总裁兼CEO。早在2012年吉田宪一郎在索尼旗下So-net公司负责固网业务时,就曾力排众议与华为进行了商业往来。对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一直非常崇拜和尊敬。上任不久,吉田宪一郎携索尼高管团队与拜访华为,任正非也非常坦诚与对方进行了深度交流,包括华为创业早期动机和经历,困难和选择;对华为轮值制度和内部管理的思考,对通讯行业的理解和判断。

很多内容,是任正非第一次完整的对外吐露。


1

谈创业历程:

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

吉田宪一郎:听说您是在44岁创业,是否当初就定好目标:华为一定要成为全球第一的厂家?

任正非:没有。40多岁创业是因为人生换了一次轨道,中国大裁军,整建制把我们部队裁掉,然后我们就要走向市场经济。从军队转业的我,不熟悉市场经济,活不下去,就要找一条活路。被裁军以后命运是很难的,我是亲身体会的。当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

从人生的高位跌到谷底,我自己要生存,还要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找不到地方用我,我也不甘心,就只有走向创业。

创业时我没钱,我们家夫妻总共领了3000元人民币转业费,但是注册一个公司需要20000元人民币,就需要去集资。所以,成立公司时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初创时,我自己的工资是每月500元人民币,需要养活全家人。我早期的目标,是要生存下来。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懂得通讯这个产业。所以,从小就想做伟大领袖,一创业就想做世界第一,这不符合实际。人一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它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创业时压力巨大,生存条件很差,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为何物。刚从军队出来,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

经过几年的发展,开始走入快车道。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注:指孙亚芳,曾担任华为近20年的董事长:1999年任华为董事长,2018年3月卸任)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国外有些年轻的大公司CEO,他们发展比我们快,现在也承受不了压力,问我是怎么过来的。实际上每个人、不同时间的心理状态都不同,我们过去根本没想到要做世界第一的问题。有时候我说“要活下来”,并不完全指经济,还包括思想。外界神话我们是不合符真实的,真实是我们很无奈。

直到2006年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

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那时,我们才把战略目标调整过来,华为几千人、几万人、十八万人一直聚焦在同一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研发经费150~200亿美金,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愿意投入这么大笔钱到研发。这个时候才萌生要为全人类服务。

最近十来年,我们才下定决心要走向世界前列,但不是世界第一,“第一”是社会上给我们编造的。外界为了互联网的点击率,在描写时都想把我们神话了,“在母亲肚子里就想称霸世界、小学成绩好、大学有理想、当兵想当将军……”。

实际上我初二以前贪玩,成绩并不好,父母管不住我们。后来我当兵时,也不算优秀的军人,我的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得不到重用。我没有想过要当将军这件事,当年做出成绩后,我曾梦想过国家是否能给我中校军衔,结果裁军让我的梦破灭了。


所以,我重新再做一个梦时,不可能一开始就梦想得很伟大,我们是走过非常崎岖的道路以后,才开始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并不聪明。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校长,每次放学都牵着我的手回家,途中告诉我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那时候我没有感触,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网上别神话我,我也许是无能才这么开放。


2

谈选择通讯:

早知道通信如此之难,我们就不走这条路了

吉田宪一郎:非常感谢您坦诚了各种想法,您非常谦虚。您刚才说,为了生存下来才创业,为什么会选择通讯领域呢?

任正非:我们选择通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我们当时认为,通讯产业很大,只要小小做一点,就能活下来。我们却不知道通讯产业这么规范,技术标准这么高,也许走向其他产业,我们的人生会轻松一些。但是,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当时如果退回去,一分钱都没有了,还要面临着还债,所以只有硬着头皮走下来。

正好碰上90年代世界电子工业在转型,从模拟电路转到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比模拟电路简单很多,我们小公司也能做一点事情。日本在模拟电路非常成功,如果当时我们去做运算放大器,简直没有可能。脉冲电路,小公司也有一点可能性了。那时,全世界整个通信包括电子工业,都处于落后状态,落后的产品还有一点市场。所以,在跟随世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赚了一点点钱,成长起来的。

选择通信不是英明,而是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如果我们早知道通信如此之难,可能还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那时我们就不走这条路了。因为中国开放改革时,各种机会都很多,也可以选择走其他道路。所以,选择通讯是偶然,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后退之路了。

上次我与台积电张忠谋交流,他问“为什么我们俩走的道路不一样?”我说,第一,台湾开放早,他有20多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经历,看过美国大电子产业是如何成长的;台湾比内地早发展20多年,积累了资本,所以台湾政府能给他提供2亿美金创业。中国在开放改革之前,基本没有大工业,也没有积蓄过人才和经验,更没有积累起资本,当我们创业时,政府不仅没钱资助我们,注册公司时还需要交2万元人民币。

第二,80年代中期,世界走上电脑时代后发展非常快,我们是不明白电脑的,年青小孩也不明白,但是他们年轻,如果不把他们拥抱进来,就无法完成新陈代谢的迭代。他们进来以后,如果对待像“农民工”一样砌一块砖给1元钱,他们肯定会离开,我们的技术就没有积累。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方法,把股票分给大家,大家认为“长城”每一块砖都有他的份,走了就没有啦,所以大家都留下来了,同时公司通过股票认购也积累了一些资本。当时是一个权宜性措施,没想到后来成为一个机制。

责任编辑:科技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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